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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军书法:技术的异化

作者:王健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8年02月27日 【字体:
当今书坛为数不少的书家,无论是碑派还是帖派,在写到个人简历的时候,大多不会忘了加上一句,取法二王,仿佛不写自己取法二王就不是一个书家,就失却了正统性,二王就此而成了万金油,不管是在哪里都可以涂涂抹抹、充充面子。二王书法的继承,主要是对王羲之书风的传承,王献之的自在张扬的个性、任意自由的挥洒,是不太好取法的。
 
在历史的大潮中,唐太宗李世民认定王羲之的书法“尽善尽美”,自此在书法史上,后世的帝王、文人雅士等多抑王献之而扬王羲之,“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加上王羲之的摹本、刻本的传世数量要超过王献之,在主要靠摹本、拓本流传的古代,留存数量的多少也对其书风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王羲之书法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修改、重新定义。作为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家,王羲之的书法有着精湛的技巧和平和遒健、纵逸豪放的品格,历数书法史上其书风的传承者,无论是米芾还是赵孟頫、董其昌等,无不按照自己的个性、想法演绎着其心中的王羲之,就象西方俗语所讲“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一例外,不管是谁手下的王羲之已非原本的王羲之。

王羲之的书写技巧由于无一真迹存世,后人取法只能靠摹本、拓本来领悟,本身是很难做到准确学习,况且即便是下真迹一等的摹本和拓本,在古代大都锁于皇宫或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对一般的人来讲,是无缘得见的,要想真正的领悟王羲之的书写技巧没有桥梁。以皇室贵胄赵孟頫为例,其在北上元大都的途中见到刻本定武兰亭,“盖日数十舒卷,”竟然连做十三跋,慨叹道“所得为不少矣。”董其昌见到官奴帖,“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自此渐有小得。”

现在看来,定武兰亭、官奴帖并非习王的佳帖,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书家能够通过好的印刷品得以窥见王羲之笔法的精神所在,对其仅有的十数件摹拓精良的本子分析,可以发现王羲之笔法传承的过程中,无论是米芾还是赵孟頫、董其昌,都存在一个简化的问题。这种简化,实际上就是对二王笔法的一种变异,正是这种变异,导致了对王羲之笔法认识的偏差。由简化而带来的偏差其所产生的原因,一是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的简化从唐代开始就成为一种趋势;二者,王羲之的传世作品,已无真迹传世,仅靠摹本、拓本而流传,尤其是拓本多经翻刻,刻手在刻石、刻木的过程中,不自觉的会将笔画中间的一些变化泯灭掉,鲁鱼亥豕,已不知去原作精神几许。而泯灭掉的这些细节,正是通常所说的王羲之书法笔法中的小动作,亦即王羲之笔法的丰富性所在。

由于没有真迹传世,当代人对王羲之笔法的理解、领悟,是经由米芾、赵孟頫、董其昌以及集王圣教序、淳化阁帖而上溯的。这样的一种上溯,就必然沾染了后人具有时代特征的书写习惯,在此等情形下所继承的王羲之是间接的、经由改造的,失去了右军书法的本真。由于在传承的过程中技术的简化,导致笔画的书写显得孱弱,对于这种弱的反省使得在乾嘉时期,碑派书风应运而生,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达到了顶峰。碑派书风的技法理论是由包世臣总结提出的,包世臣是碑派书法兴盛的过程中一位得力的干将,值得一提的是,在包世臣无缘见到王羲之优秀摹本的情况下,其对碑派技法的阐述,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王羲之的笔法。

王羲之的书法,是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其技法是臻于完善的,后人在对王羲之书法继承的过程中,尤其是受唐代楷书程式化的影响,强化了起笔、收笔的动作,弱化了笔画行笔运动的节奏,将王羲之的书法写得越来越流美,几近陷入千篇一律的境地。或许,从方便使用的角度来看在书写发展的过程中,笔法的简化是一种趋势,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讲,笔法的简化必然导致在欣赏者阅读书法的过程中会一览无余,缺乏了绕梁三日、耐人品味的余地。当今毛笔书写已脱离实用,仅仅保留了其艺术性,亲近右军还是让书写耐人品味的好。

(此文章原刊于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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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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