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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军书法:精神的消解

作者:王健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8年02月27日 【字体: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似乎从来没有人动摇过,即便是在乾嘉时期兴起的碑派书法,对帖学书法说了众多的不是,但似乎从来没有对王羲之本人提出过多大的异议,无非是说,王羲之书风的继承者画虎不成反类犬而已,慨叹的是“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反奸臣不反皇上,包世臣如此,康有为亦是如此。作为书法史上名垂千古、无可争议的书圣,自然有其过人之处,王羲之在他的书法里体现了高超的技术水平,是新风的代表者,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书法作品里所体现出的独特精神意蕴。谈及王羲之作品的意蕴,大多会提及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我们所想像、所流传的王羲之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他服食“五石散”、袒腹于东床、告誓弃官……这样的王羲之的心态,充其量是表象而已。

在魏晋的诗、文、书法中,弥漫着一种悲哀、无奈的情绪,这样的一种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社会在文化上的一种折射。魏晋士人的内心是痛苦的,在那样一个政权迭更、朝不晓夕的时代,我们所见到的超然、潇洒,那样的放浪形骸、杜康解忧无非是掩盖在痛心疾首上的一件漂亮的外衣而已,王羲之并不是一个超然者,他的内心和我们所见到的,并不完全一致,王羲之表面的娴雅散适与内心的苦闷是一对矛盾。王氏家族有着从政的传统,“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为会稽内史,领右军将军,作为“王家三少”之首,是这一代人的佼佼者,在政治上家族对他寄予厚望,王敦曾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他有自己在政治上的诉求,兰亭雅会或许就是政治上北伐的商谈;

他有着家国之思,他的祖坟在山东琅琊,为人所侵虽经修复,“哀毒益深”,“临纸感哽,不知何言”;他的父亲王旷,上党之役(309年)全军覆没,生死不明,王羲之少年丧父……所以说,王羲之不可能是一种超然于物外的心态。正是基于如此的境遇及图强的心,王羲之的书法深刻、凌厉、强壮。“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人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宗白华),这样的雄强,绝非悠然于山阴道上而有的一种情调。以此反观兰亭序,平和、精微、优雅带有一丝的忧伤,但缺乏一种更高的人生深刻。将王羲之传世的优秀摹本和兰亭序比较,二者的情调是不一样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兰亭序应该离王羲之原作是有一定距离的。

右军书法的继承,代有其人,除去技术上的简化、细节的泯灭外,更多的是王羲之精神的缺失,对于大王书风的继承者,我们试做一分析,无论是米芾、赵孟頫还是董其昌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家国之思。米芾的疯疯癫癫、装疯卖傻源于所谓的出身冗浊,仕途的期望与失望;赵孟頫的忧思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一种左右为难,身为皇室后裔而仕元,“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虽官居一品、荣际五朝却时时提醒自己要远离权力中心,是一种彷徨与迷茫;

而对于董其昌,则是在晚明的政治版图下殚精竭虑的游弋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其所遇到的不快与尴尬,是被民抄董宦江湖四海游荡的一种无奈与惆怅。反倒是并不太正宗、纯粹的王铎,在气质上的的雄强与王羲之相通之处!王铎虽曾身居高位,但从未能成为权力中心,多次遭到农民军的追杀,四处漂泊,亲人亦一一离世,曾写下“陆沉恢拓谁垂泪,独立新亭意未休”的诗句,意欲恢复旧时江山。身处乱世的悲凉、无助,政治上的报国无门,降清后贰臣的身份亦令其压抑与愧疚,使其将一股雄强之气,发于心而出于外。

右军书法神韵传承的最佳者,一般认为是未享大名的元代李倜及近代二王复古风潮下的帖派大将白蕉,但他们对王羲之气息的把握,所继承的是书风中的某一种成分,即恬淡、儒雅,这种品格的继承,不仅是同时代无人能及,就是在历史上能得如此气息的又有几人,但二人对技法的把握似乎没有彻底深入,过于简单的起笔与收笔,线条的中截亦远没有大王的浑厚,二人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境遇,不足以支撑如王羲之般的雄强与博大,流露出孱弱文人的气息,气度是无法和当年的右军将军媲美的。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样的一种忧思,既是对个人人生的一种感悟,同样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而不是无所事事的散漫与自由,正是这种魏晋的风骨和其内心的抑郁苦闷造就了右军书法的品格。在对王羲之的研究和分析中,往往放大了作为书法家身份的王羲之,淡化了王羲之政治身份,右军书法的精神需要从心去感受与体悟。

(此文原刊于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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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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